主题：农村女生毕业后京郊买房 家人称绕一圈重回乡下

2月13日早上7点半，30岁的苏颖走出家门时，公交摆渡车站点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他们和苏颖年龄相仿，低着头，正在吃早餐或是盯着手机屏幕。

这些站在寒风中等待的年轻人，大都是苏颖所在小区的业主们。公交摆渡车是他们去往北京城铁昌平线唯一的公共交通途径。

每个工作日，苏颖长达两个小时的上班路都从等公交摆渡车开始。“有些时候，赶上人多，一趟是挤不上去的。”苏颖说。

黄慧茹目前居住的小区

两年前，苏颖和丈夫买下了这套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高教园的房子。在很多人看来，他们由此告别了“北漂”生活，正式成为“北京人”。

但苏颖不以为然。在她看来，尽管自己居住、工作都在北京，却仍然只是奔波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村里人”。

“北5.9环”与“南6.1环”

“小区所在的地方以前就是一个名叫‘小寨’的村子，现在，这周边还有村庄和农田。(小区)既没有全天候的公交车，也没有正规的出租车”

苏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自己所在的商品房小区算是在“北5.9环”内。“如果有7环，那我们也算城里人了。小区所在的地方以前就是一个名叫‘小寨’的村子，现在，这周边还有村庄和农田。(小区)既没有全天候的公交车，也没有正规的出租车。”这一现状，让她感觉自己像是住进了一座“村中城”。

法治周末记者向房地产行业相关人士了解到，在北京的通州、顺义、大兴、昌平等远离的地区都有类似苏颖所住小区的楼盘。这些楼盘几乎都距离有不小的距离，周边仍是村庄或荒地。但这样的楼盘也往往房价较低，多为“刚需房”。

和苏颖一样，黄慧茹也是北京“村中城”里的一员。

2011年，黄慧茹和丈夫买了一套位于大兴区黄村镇孙村的房子。2013年5月，房子装修完毕后入住。

法治周末记者在黄慧茹的指引下，前往她的住处。

在大兴线黄村西大街站下车后，再搭乘公交穿过一片闹市，路边“刘村”的石碑在冬季的小树林中格外显眼。

因为公交车并不报站，也并非每站都停车，记者并不清楚走到了哪里。不一会儿，公交车拐进一个村子。村里的路并不宽敞，路边除了几座带着商铺的沿街楼，大多是高低不平的平房。红砖墙与水泥墙无序相间，沿街的墙上斑驳地贴着白色、红色的小广告。

黄慧茹告诉记者，平时她从不会来这个村子里逛，因为“太乱”。

随着公交车行至一大片楼房住宅区，略带欧式风格的红色楼房映入眼帘。整洁的柏油路边停满了汽车，很难让人想到离此就是杂乱的村庄。

黄慧茹的家就在这里。如果用苏颖的说法，就是在北京“南6.1环”。

从下到抵达小区，用时大约半个钟头。“如果自己开车大概只要十多分钟，自己开车可以走大路，不必绕道村庄。”黄慧茹说。

黄慧茹在东单的某事业单位工作，平时如果乘公交车去站，到达单位约需一个半小时。她和丈夫都来自安徽，双双在北京的重点高校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因为找到了有北京户口的工作，就留了下来。

对于自己居住的小区，黄慧茹还比较满意。

“我们这个小区是一个定位比较的小区。进出小区需要门禁卡，围墙处也都有电子眼，如果有人翻墙会报警。小区里都是6～9的房子，楼间距很大，也都有电梯。夏天，小区的绿化也很不错。”黄慧茹说。

“不过，刚搬进来时，因为偏僻，还是会担心小区的安全问题，但后来住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就不再担心了。”黄慧茹补充说。

小区一天24小时都有保安值班。“我们都是来打工的农民工，这里的房子很好，但(我们)肯定是买不起的。”法治周末记者和小区大门处的两个保安聊了起来，他们一个是山西人，另一个来自河南。

“周边原来是村庄的地方，也都已经拆迁完毕，但是还没有开始建设，光秃秃的，尘土会有些大。”黄慧茹补充道，“开一会儿窗户，很容易就落一层灰。”

适应“孤岛”

苏颖的父亲不理解的是，供女儿读书那么辛苦，就是为了让女儿从村里“出来”。不曾想，女儿在北京工作后，还是“在村里买房”

对苏颖和黄慧茹来说，现在的“家”主要只是一个工作日的晚上回来休息的地方。时间久了，他们也开始适应“村中城”小区的种种不便。

因为住的偏远，黄慧茹一般晚上不会在“城里”玩，通常她会在单位等待老公下班，和他一起回家做饭。如果需要在外吃晚餐，她也会在7点钟开始往家里赶。“太晚回来不安全，也不方便。”

苏颖家没有超市，甚至连“菜市场”都没有，只有沿习下来的乡村的“逢集”，每周四和周六都有一个集市。如今，苏颖也适应了这种生活。“逢集已经基本可以满足我的日常生活所需。”

然而，这些“满意”和将就在遇到老人或孩子后，被瞬间瓦解了。

“我现在有些懊恼这的建设配套问题，主要是我父母来了以后觉得不方便。”苏颖说，“他们会觉得这里连买菜的地方都没有，想给你做好吃的，也没法做。没有公交车，也没有正规的出租车，哪儿都去不了。没有健身设施，也没有医院……”

对于苏颖来说，父母的到访，已经成了一种负担。“我怕他们没办法和我们一起吃这些苦，甚至给他们带来不方便。”

苏颖的父亲不理解的是，供女儿读书那么辛苦，就是为了让女儿从村里“出来”。不曾想，女儿在北京工作后，还是“在村里买房”。

苏颖所居住的小区的一边是别墅区，另一边是还未拆迁完工的村庄。据苏颖介绍，自从他们搬进来时，那个村子已经就是现在废墟的样子了，至今已经两年。“听说，里面还住着几户拒绝拆迁的‘钉子户’”。

黄慧茹的担心来自于对未来的设想。“我俩现在的收入，过得挺滋润。但是如果有了孩子，估计就不行了。有孩子以后，还是要搬到更接近城的地方。”黄慧茹说。

不过，她也相信，之所以小区周边还很冷清，就是因为人还不够多，导致“像一座‘孤岛’”。

居住在回龙观的董杰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从2007年至今，她居住在回龙观，清晰地看着这个大社区的“成长”：商业发展起来了，新小区起来了3个，医院由二甲升级为三甲，公交线也增多了几条，还有专门从各个小区到的公交短线开通。周围的基础设施在一点点的发生着改变，越来越便于人们生活。

见证“过渡”时期

尽管每天在华丽的钢铁森林与城郊农田之间穿梭，苏颖对这个“村中城”的不满却在悄悄消解

位于北京城区东北角的望京也是城市规划扩展的典型案例。

20世纪90年代，望京地区由“麦田上的城市”变为了以居住了二三十万人的“睡城”，交通、商业配套却跟不上。此后，“睡城”渐渐吸引了各大超市、商场、公司的进入，城区被进一步规划发展，形成现在的国际事务、国际商务和社交功能兼具的综合型区域。

“这些年来，北京城市人口的重心在逐渐外移。”人口学系主任段成荣教授认为，城市规模在扩大，城人口和产业承载能力有限。同时，北京市主动发展新区、疏解城功能，产业和包括、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能力等都在向外扩散。

此外，这些年北京的新增住宅更多是在城市功能拓展区(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和发展新区(通州、顺义、大兴、昌平、房山5个区和亦庄开发区)。

“这一变化对城市拓展区、新区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人走到哪，相应的服务设施要配套到哪。”段成荣建议，大量的人口迁移、聚集后，、卫生，包括日常生活的商业服务等配套能力，必须迅速跟上。

然而，对于不同的城市而言，“跟上”的速度也有不同。不仅如此，在一些“村中城”，业主和开发商之间的纠纷也时有发生。

2013年年底，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美利新小区的一些业主就曾投诉开发商涉嫌虚假宣传。2011年，开发商曾向业主表示，的垃圾处理厂会搬迁，但是业主近期从政府部门了解到垃圾处理厂是环保规划用地，不会搬迁。

类似的事情并不鲜见。有媒体总结，关于开发商不兑现广告承诺的案例多发生在城市新开发地带，属于原来的城郊，周边就医、就学、交通都不够方便。而楼盘业主一般都是30多岁的新近购房者，外地户口者居多。

“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比较年轻，大多受过高等的，我们小区里的人，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都比较强，有事就会给物业打电话，物业也都会很快地作出处理。”黄慧茹对自己购买的房子很有信心。“未来(首都)第二机场落地后，小区旁边的南中轴路扩建，这边交通会方便，也会很快发展起来。”

黄慧茹向记者叙述着她所设想的未来：“过十年，或者用不了十年，我们肯定能换一套离近一些的房子。或者，我们也可以不卖这套房子，直接在二线城市买一套房子，这是肯定没问题的。”

在黄慧茹看来，这套房子只是一个“过渡”。

住在“村中城”里的大都是异乡人，他们中不少人也曾想过回老家，或是去其他城市。

苏颖和丈夫都没有北京户口。“我能感觉到，这个城市处处对我都有限制。但是，我们不知道该去哪儿。回老家嘛，在那个小县城，连本地的招聘网站都没有，我也只是普通家庭，能找到什么好工作呢？去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地方，压力也是同样的大……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只有留下。”

尽管每天在华丽的钢铁森林与城郊农田之间穿梭，苏颖对这个“村中城”的不满却在悄悄消解。

“公司再华丽都只是我上班的地方。”苏颖略带幸福感地说，“我们家有农庄和稻田，夏天的时候，回到家，我的心情会很好。下了，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玉米地里的牛粪味。你会觉得，到了你熟悉的地方。”

现在的苏颖，只是期望着能换一份离家近一些，压力小一些，上下班准时的工作，“即使薪水少一些也没关系。我准备要孩子了。”关于更远的未来，苏颖并不愿意多想。

黄慧茹夫妇则有些不同。

“我们所想象的未来，是健康、自由的生活，有事业，也有家庭。压力比较小，可以享受生活。”这是黄慧茹夫妇的理想生活。

80后当爹妈

244万家庭结构变化的刚性需求

住在科华北路的30岁的许先生，去年7月当了父亲，为换房奔波了大半年。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与他见面时，他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房子太小了，得赶紧换。”据他透露，除了房间尺寸偏小，小区配套落后也成为驱动他们换房的理由。记者发现，许先生住的社区存在“停车位不够、儿童娱乐设施不够、电梯配置太少”等问题，这些曾经可以忍受的硬伤现在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居家品质。成都商报记者发现，许先生不是个案。

李女士，目前育有一女，3岁，符合国家生二胎的政策，而其本人也有生二胎的意愿。但是，她需要面临的现实问题就是，目前住房容纳不了这么多家庭人口。李女士在华润·翡翠城共有2套房产，一套是当初结婚时购买，一套是生完小孩后为男方父母购买。按照现在的国家政策，李女士夫妇名下有两套房产，已经不能再购买第三套，只能是卖掉一套，再购买套三或者套四的大房子。但是，由于有两次贷款记录，这就意味着卖掉房子之后，需要全款支付买大房子，而为了方便照顾小孩，最好选择还是在翡翠城购买，按照目前翡翠城的房价，购买一套120平方米左右的房产，需要支付150万左右，按照目前的收入和储蓄情况，拿出这么大一笔钱还是很有压力的。

“事实上，李女士面临的问题是众多准备生育二胎的家庭都面临的。”业内资深人士表示，成都现有244万80后，其中大部分年轻人在最初置业时都没有预料到可以生育二胎，因此当生育二胎的政策放开之后，这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换房问题。

80后想换房

支付能力有限、产品选择面窄拦住不少人

80后结婚生子或者准备生育二胎，这都意味着家庭结构的变化，从二人转变成为一家三口或者一家四口，再加上带小孩的一方父母或者双方父母。如此庞大的家庭人口，如果挤在套二或者套三的房子里，都是不现实的。

但是，现实的问题是，换房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已经购置第一套房的家庭，购置第二套房面临6成首付，而12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总计几乎都在100万以上，这就意味着最低要首付60万元以上，按照目前成都的收入水平，整个家庭的压力都会大。

其次，已经购置了两套房产的家庭，已经失去购买第三套房的资格。如果两套房都有贷款，卖掉一套房再买需要支付全款，付款压力大。即便是还有贷款资格，二套房的利率上升，每月的月供压力不容小觑。

同时，不能忽视的问题是，由于家庭人口的增加，每个家庭的日常开支也相应增加，家庭负担成比例增长。“我现在根本不敢想生二胎的事情，生得起养不起就不说了，生了之后没有地方住才是关键。”黄女士表示，目前情况下，她是不会考虑生育二胎的，但双独家庭的父母却希望他们能够再生育一个孩子，这些都成为压在80后身上的压力。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纵观现在的成都房地产市场，介于与刚需之间的产品太少，要不就是90平方米以下的刚需产品，要不就是150平方米以上的产品，针对这种刚需换房需求，可选择面实在太窄，而这也阻挠了80后的换房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