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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重点城市管理水平 石家庄全国第五

发表于2013-12-02

   日前,在北京市社科院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城市管理论坛暨‘深化城市领域改革’”研讨会上,城市管理蓝皮书《中国城市管理报告(2012)》发布。在调研的44个重点城市中,石家庄市的城市管理水平仅次于四个一线城市深圳、北京、上海、广州,列全国第五位。

 

参与调研的44个重点城市包括4个直辖市、26个省会城市,以及大连、厦门、青岛、深圳、宁波等5个计划单列市,秦皇岛、连云港、烟台、威海、汕头、湛江、珠海、北海、南通等9个沿海开放城市和港口城市。在这44个重点城市中,研究人员以统计年鉴等资料为数据依据,加权测算出了上述44个城市的城市管理水平7大指标,包括管理指标,经济管理指标,社会管理指标,环境管理指标、空间管理指标,基础设施管理指标,文化管理指标。

 

研究结果表明,44个城市中,深圳的7大指标综合得分最高,为57.2分;其次是北京,52.8分。第三名上海为47.4分,第四名广州为44.6分。石家庄以44分名列全国第五。

 

石家庄市城管委作为城市管理的一个重要部门,近年来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积极创新城市管理手段,全面推行数字城市管理系统;科学管理城市空间,城市环境卫生水平全面提升;实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执法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强化市政设施建设和管理养护,提升了城市保障能力和水平。

发表于2013-12-02

中国重点城市管理水平

 

1 深圳 57.2分

 

2 北京 52.8分

 

3 上海 47.4分

 

4 广州 44.6分

 

5 石家庄 44分

  44个城市,综合测评“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环境管理”等7项城市管理水平指标,北京“社会管理”、“环境管理”两指标分别排在第21名、第25名。

 

昨日,在北京市社科院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城市管理论坛暨‘深化城市领域改革’”研讨会上,城市管理蓝皮书《中国城市管理报告(2012)》发布,其中由北京市社科院城市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赵继敏和该所博士后杨波撰写的《中国重点城市管理水平评价》(下称《评价报告》),呈现出上述内容。

发表于2013-12-02

调研“样本”包括44个城市

 

《评价报告》将全国的4个直辖市、26个省会城市,以及大连、厦门、青岛、深圳、宁波等5个计划单列市,秦皇岛、连云港、烟台、威海、汕头、湛江、珠海、北海、南通等9个沿海开放城市和港口城市列为调研“样本”。

 

以统计年鉴等资料为数据依据,《评价报告》加权测算出了上述44个城市的城市管理水平7大指标,包括管理指标,经济管理指标,社会管理指标,环境管理指标、空间管理指标,基础设施管理指标,文化管理指标。

 

北京综合得分排在第二

 

结果表明,44个城市中,深圳的7大指标综合得分最高,57.2分,其次是北京,52.8分;上海,47.4分。但北京的“社会管理”指标排在了第21位,“环境管理”指标排在了第25位。

 

上海同样如此,“社会管理”指标第23位,“环境管理”指标第22位。

 

虽然“社会管理”指标和“环境管理指标”居后,但是“经济管理”指标,上海第一,北京第二。

 

对此,《评价报告》提出,“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是城市管理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前者强调效率,后者注重公平”。

 

《评价报告》分析,“上海、北京这样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管理水平都很高的城市,社会管理水平却接近平均值。相反,兰州、南昌等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管理水平都不高,但是社会管理水平却排在前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城市社会管理水平主要取决于各城市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和制定的相关管理政策,而不是经济基础等参与社会管理的资源情况”。

 

解读 部门利益影响城市统筹协调

 

北京为何“社会管理”、“环境管理”未排在前列?蓝皮书其他调研文章以及出席昨日论坛的学者,分别提出了观点和看法。

 

《中国城市管理报告(2012)》中提出,北京城市管理体制存在“城市管理专业化改革、部门管理和部门利益造成了城市管理统筹协调功能缺失;规划、建设和运行管理联动跟不上城市发展,加大后续管理难度”等问题。

 

同在发布的《中国社区发展报告(2012)》则讨论了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北京)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市、区、街道、社区(村)的财政,区域间公共财政的收入有差别、支出也会失去平衡”;“部分社区社会组织利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缺陷进行偷税漏税,降低了自身的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进一步制约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积极性,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张建谈到影响北京城镇化政策可持续性的原因。她以北京50个挂账村为例,“50个挂账村”工程确保了农民上楼、农民利益,但“采取了先难后易(50个挂账村为迁建等难点村)的程序,补偿标准高,造成现在农民的诉求越来越高,政府承担城市化的成本也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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